中国环境报记者张蕊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并明确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相互投资领域，积极推进环保产业等多领域合作。

　　随着相关政策的发布，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到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10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5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7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877份，新签合同额8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0.7%。

　　环保产业企业作为我国新兴战略产业的主体，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探索海外市场，成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探索和参与的过程中，在工程、技术、管理以及文化等方面，顺应潮流，迎接挑战，不仅向沿线国家送去了绿色、生态的理念，树立了中国环境工程、技术、成套设备以及服务的新形象，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带动了企业自身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力，成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绿色亮点。

　　哪些企业扬帆出海？

　　走出去企业呈现出区域性、行业性特点，技术含量逐渐提高，产品性价比具有一定竞争力，大型企业已经展现出在技术、工程、资本等方面的优势

　　近两年来，我国环保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呈现出区域性和行业性特点。在西南地区，广西具有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门户，广西的环保产业更多的是瞄准东南亚市场。广西鸿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环保技术、生物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工作，其生物产品销往泰国、越南、缅甸等地。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则涵盖水、气、土污染治理及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多个领域，技术与产品远销东欧、东盟、俄罗斯、南美等海外市场。

　　在东部沿海省份，长三角聚集的环保企业可谓众多。江苏宜兴、浙江绍兴等地区都形成了环保产业园或企业集群。以诸暨为例，全市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将环保装备产业作为出口的增长极来培育和扶持，今年1~10月，全市环保装备直接出口5449万美元，同比增长30.1%。菲达环保、天洁环境等企业的烟气除尘设备销往东南亚、南亚、中亚、拉美等多个地区。

　　在南部沿海，广东则将目标瞄准技术平台搭建。日前在深圳举行的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会上，“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正式揭牌，中心由环境保护部与深圳市政府共同建设，将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环保产业国际合作的高端实体平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的开展。同时，由于“一带一路”不少沿线国家水资源匮乏，对水处理技术有巨大需求，而广东除具有南部港口的区位优势，也很早和以色列等国家进行水处理技术的深度合作，因此打造技术园区成为这一地区的特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东莞已经建成的国际水谷——中以水处理技术国际创新园。

　　作为西南地区环保产业聚集的重镇，重庆市是“一带一路”环保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代表。“近5年，重庆环保相关企业数量增长最快，新增415家，环境服务业的发展也进入历史最快阶段，年均增加约45.6家企业。”重庆市环保产业协会会长张勇介绍说，一批环保龙头企业，业务范围早已突破重庆，辐射全国，甚至走出国门。“比如，重庆三峰环境实施走出去战略，签约了印度、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垃圾焚烧项目，实现了国产焚烧技术输出。”

　　然而，上述地区走出去的企业多是进行装备和技术输出，给主体工程配套的、单项的设备和工程相对较多，总包式、交钥匙式的高端工程、项目和服务还比较少。与之不同，北京等区域则聚集了大量央企和国企，他们的实力更雄厚，瞄准的目标更大。比如，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工程总承包商承接了越南的污水处理项目，非洲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的供水项目以及多个工业项目中包含的环保项目。

　　2011年基于政府间合作，北控水务在马来西亚获得吉隆坡PantaiⅡ污水处理厂项目，今年已完成竣工验收。为改善周围环境，北控水务提出了全地下式污水处理厂的方案，设计和建设难度大，企业在经历了甲方的重重严苛考验后，准时交付。依此项目，北控水务成功签约登嘉楼州朱盖市自来水项目。2014年，北控水务中标新加坡樟宜Ⅱ新生水厂DBOO（设计—建设—拥有—运营）项目，目前已交付使用，并获得了2016全球水峰会最佳水务交易大奖。

　　同为凭借大型工程项目走出去的企业，金科水务试水伊朗市场，规模大、技术强、质量高成为企业在伊朗大型污水再生回用项目的突出特点。

　　在固废领域，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近年来摸索出自己的技术路线，在焚烧炉排、烟气净化、渗滤液处理及自动化控制等方面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全部实现关键核心设备的中国制造，并取得欧盟CE认证。今年1月，光大国际与中国电建集团、越南UDIC投资公司、越南河内市环卫公司签署了越南河内日处理能力2000吨的南山垃圾发电项目合作协议。7月，光大国际中标越南芹苴市垃圾发电项目，企业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在越南打造第一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垃圾发电项目。9月，由科技部主办的2016年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国际培训班在常州举办，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政府、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环保专业人士，参观光大常州的设备制造和垃圾发电项目后，纷纷表示期待光大公司能够帮助他们国家建设出这类高水平的环保项目。

　　记者了解到，从全国范围看，环保企业走出去总体上虽然还比较分散，但技术含量在逐渐提高，与不少发达国家相比，产品性价比具有一定竞争力。同时，大型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型项目建设的步伐在加快，已经展现出在技术、工程、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开始引领国外项目的发展趋势。

　　如何塑造核心竞争力？

　　除了技术过硬、项目经验丰富、符合所在国标准，还要有耐心，并增强服务意识，满足客户需求，融入当地文化

　　企业缘何能借“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打造核心竞争力是关键。这些竞争力不仅包括技术过硬、项目经验丰富、符合所在国标准，还要有耐心，并增强服务意识，满足客户需求，融入当地文化。

　　“在国内，一般同类的污水回用项目我们绘制设计图纸也就千八百张，而在伊朗大型污水再生回用项目中，图纸数量是1.5万张。”金科水务董事长张慧春说。

　　作为世界钢铁巨头，总包方达涅利集团这一项目引来多方竞争者，其中包括意大利本土的水处理企业竞相角逐。最终，金科水务中标价格竟然比竞争对手还高。更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总包方达涅利集团与金科水务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在中国及海外市场推广金科的再生水处理技术。而项目的最终用户——伊朗方面也与金科水务进一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伊朗钢铁行业水处理市场。

　　“标准不同是环保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之一。”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博天环境董事长赵笠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很多沿线国家经济还不发达，但是标准却很严格，经常采用欧标、美标、英标和世界银行的标准。”

　　金科水务也遇到了这一挑战。张慧春坦言，伊朗工程中标准繁多，多采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多国标准。比如工程用电缆采用美标，截面积、电流、电缆量都和国内标准大不相同。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正在为走出去积极准备的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CEO 王元珞告诉记者，在印度，二噁英排放执行的是欧盟标准。

　　但许多企业在不断迎接挑战中，自身的竞争力也随之提升。除了拥有应对标准差异的能力，项目设计也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方式。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现在用BIM（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进行工程设计的企业非常少，传统的市政设计院也不愿意采用这一设计手段。但是，在伊朗项目中，金科水务已经采用BIM设计模型，不仅实现零件设备按需采购，减少材料浪费，而且每个零部件上都有唯一码，组装快速简便，能大幅缩短工期。

　　“小到两毫米的线圈，在三维设计模型中都有显示，而且设备和零件安装就像组装乐高玩具一样，提升效率的同时，返工率降低了70%~80%，并且后续运营维修也方便了许多。”张慧春说。

　　如何达到甲方严苛的考查要求是金科水务面对的另一挑战。“在‘一带一路’走出去后我们发现，国外政府和企业对项目企业的质量控制要求非常高。比如，我们一开始找到国内的一家设备制造商作供应商，但因这家制造商将不锈钢材料和碳钢材料堆放在一起，甲方就敦促我们在这一项目中停止和这家企业合作。此外，甲方每月会有两次来工程实地监管，精细到对焊缝大小要求一致的地步。”

　　无独有偶，北控水务在马来西亚Pantai项目中也经受了类似考验。由于项目是在使用了20多年的氧化塘上建设新的污水处理厂，法律要求建设期间现有污水必须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原址根本没有足够空间来处理现有污水，氧化塘里还有一两米深的泥沙和污泥，总共约有几十万立方米，需要按环保法律要求脱水清除。”北控水务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罗学耕告诉记者，“为此企业采用了土工管袋用于污泥脱水，仅清理泥沙和污泥就花费了半年时间。同时，由于污水处理厂位于100多年前的矿场上，基坑深度达16米，坑底低于紧邻的巴生河河床，周边还有居民建筑、铁路等设施，如何保证质量和安全都是严峻的挑战，需要企业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以避免施工事故。”

　　除了硬指标，软实力也成为人们看重的因素。价值理念、企业文化、尊重并融入当地历史和文化等，是不可忽视的条件。王元珞表示，环保企业带给“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不只是项目，还有环保、生态、绿色理念。

　　必须积极适应当地历史传统和文化是企业走出去最深的感受。从事海外业务20余年的中冶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林洪冰表示，企业开展对外业务重要的就是入乡随俗，遵守当地国法律、规则、程序和与当地政府、企业建立良好关系同样重要。

　　罗学耕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比如在吉隆坡Pantai项目土方工程中，土方外运的单价是150马币/车，每天每台车外运6车，企业为赶工期提高价格到180马币/车，结果每天每台车外运5车，没想到效率反而降低了。因为司机觉得运完5车一天的钱就赚够了，不愿意多干。”

　　此外，企业还要充分考虑国外的宗教信仰。“在Pantai污水处理厂，无论是建设期的临时办公设施，还是永久工程的地面休闲公园、工厂办公楼，考虑到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我们都设计了祈祷室，风格装饰完全按照当地习俗布置，体现对当地宗教文化的接受和尊重。这些工作需要在项目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罗学耕说。

　　高要求带来了企业整体实力的提升，环保产业走出去的项目逐渐具有了示范意义，甚至引领了国内产业发展。以金科水务的伊朗项目为例，虽然甲方没有对设计模型做具体要求，但是企业自主应用了国际领先的BIM工程设计模式，此后这种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国内，并且基于此建立数据库，看似无意的举动实则契合行业发展的需要。就在不久前，上海水务局要求今后3年的工程设计全部要采用BIM模型。

　　而近日中标浙江恒逸集团在文莱的PMB石油化工项目电站工程的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除了公司能以总包商的身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握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外，追求公司未来海外大型电站项目总包业务的开拓与合作中积累的经验，为公司未来承接同类业务打下基础。

　　怎么出得去、站得住、长得大？

　　信念、准确的认知以及判断非常重要，除顶层设计外，还应加强对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融资的便利，并加强相关辅导和咨询服务等

　　拿下第一单远远不够，国外持续的市场才是企业看中的“蛋糕”。然而“蛋糕”能否吃得到，还需要企业在对目标国家的认知和了解上下功夫。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十年前有不少环保企业折戟东南亚市场，就是因为缺少对当地的深入了解，给企业造成很大损失。“比如，柬埔寨存在大量成衣制造企业，在制衣以后的浆洗环节会产生大量纤维屑、染料、浆料、化学制剂，而这些污染物都包含在排放的废水中。色度深、可生化能力强，随季节、经济形势变化大，是这一地区的水质特点。然而，我国环保企业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应对上就出现了问题。”

　　第一步失败了，企业纷纷打道回府。如何成功走出第一步，并能长久在当地获取资源、拓展业务并实现本土化，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林洪冰将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概括为看得准、出得去、站得住、扎得稳、长得大。“看得准，是指企业走出去前一定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项目情况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出得去是企业要有相应的理念、信念、人才和方向。”

　　林洪冰强调，信念非常重要。“很多谈判耗时长达一两年，常常是‘进二退一’，有可能前一天还谈得很好，看似合作有较大进展，但是第二天一早进程就重新归零，需要重新谈起。这对工作人员的耐心、恒心、意志力和体力都是极大考验。”

　　站得住、扎得稳则是指企业在所在国的第一个项目一定要做好，通过了对方的考验，树立了品牌，就有望逐步扩大当地市场。当企业能够完全从当地获取人力、设备、信息等资源，真正实现属地化后，当地项目收入成为了公司稳定的营收来源，这样就真正实现了长得大。

　　除了企业自身应对挑战，政策支持也十分必要。企业家呼吁，除顶层设计外，还应加强对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多方面辅导和咨询服务，并提供政策、融资的便利等。

　　赵笠钧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下，扶持环保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需要顶层设计，政策间要相互协调，而目前这方面制度安排并不很清晰。“比如，最近我国外汇管制趋严，中国人民银行、外管局发文对对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但应实行差别化政策，以与鼓励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政策相协调。”

　　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则表示，环保企业走出去包括并购公司、提供设备、环保企业作为工程项目联合体成员等多种形式，但还不够系统。

　　“目前，走出去的环保企业大概分为3类，第一类是上规模、有技术、对外合作基础比较好的大企业，他们走出去步伐会快一些。第二类是持观望状态的企业，其占比比较大。第三类是小微企业，自身不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政府部门可以总结第一类企业走出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评估风险，做好基础性工作，让他们起到引领作用。这样在不远的未来，环保企业很可能是组团、成规模走出去。”马辉说。

　　林洪冰表示，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风险，包括来自政治、经济、法律、合约、业主、承包商等方面的风险。目前，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我国企业如果要走出去，需要进行国别、资金政策、财会、金融、税务等多种培训。”

　　在细化政策方面，罗学耕表示，我国的劳务人员是优秀的建设者，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我国没有开放劳务，导致项目执行容易拖延。“希望政府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适当给予中国企业劳务配额进行协商，解决企业的一些困难。”

　　同时，中国企业在项目执行过程及售后服务中，需要派出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但是国内业务骨干的工作签证非常慢，比如去年马来西亚移民局收紧工作签证，导致我国专业人员不能及时赴当地处理问题。

　　此外，金融政策的支持不可或缺。虽然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明确相关国家加强资金融通，但是细化的金融政策还没到位，难以支持企业走出去。

　　记者了解到，目前由于欧美国家对伊朗实行禁运，所以对我国环保企业来说，目前是“入伊”的最佳时机，张慧春将之称为“窗口期”。“比如伊朗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如果国家出台相应金融政策，增加对环保企业的授信，将加快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他还透露，仅在伊朗，企业预估的水务项目市场就有几十亿美元。

来源——中国环境报